佛教是我国现有五大宗教中历史比较悠久，影响也比较大的一个宗教，在我国有2000余年的历史。佛教虽然来自印度，但其成熟和发展是在中国完成的,它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又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，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。
        公元前565年，释迦牟尼在印度诞生。他的父亲是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、母亲是是摩耶夫人。35岁那年，释迦摩尼开悟后创立了佛教。目的是引导众生了知宇宙人生的真相、苦乐的真谛，以及离苦得乐的方法，给人类以和平、幸福和智慧。
        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，印度佛教内形成了新的派别。这些佛教派别自称他们的目的是“普渡众生”，他们信奉的教义好像一只巨大无比的船，能运载无数众生从生死此岸世界到达涅磐解脱的彼岸世界，从而成就佛果。所以这一派自称是“大乘”，而把原来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一派称为“小乘”。
       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，学术界尚无定论。古代汉文史籍中，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，但目前无法证实。
        公元64年，东汉明帝刘庄，梦一个身高六丈，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，在殿庭飞绕。刘庄正要开口问，那金人又呼的一声腾起凌空，一直向西方飞去。次日晨，汉明帝将此梦告诉大臣们，博士傅毅启奏说“西方有神，称为佛，就像您梦到的那样”。汉明帝听罢大喜，派大臣蔡音、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，拜求佛经、佛法。
        在大月氏国（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），他们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、竺法兰，并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，于是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。
        公元67年，二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一道，用白马驮载《四十二章经》、佛像同返国都洛阳。汉明帝十分高兴，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，亲自接待，并于公元68年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。为纪念白马驮经，取名“白马寺”。公元147年安息国高僧安世高来到东汉，二十余年间先后翻译佛教经典共三十五种，四十一卷。包括《安般守意经》、《阴持入经》、《阿毗昙五法四谛》、《十二因缘》、《转法法轮》、《八正道》、《禅行法想》、《修行道地经》等。安世高所译的佛经，就思想体系上说多属小乘佛教。
       公元167年大月氏国高僧支娄迦谶来到东汉洛阳翻译佛经，他所译的佛经主要有：《道行般若经》十卷、《般舟三昧经》二卷、《首楞严经》二卷、《阿阇世王经》二卷、《宝积经》一卷、《问署经》一卷、《兜沙经》一卷、《阿佛国经》一卷、《内藏百宝经》二卷、《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》一卷、《胡般泥洹经》一卷、《孛本经》二卷等。几乎全属大乘佛经。
       公元247年三国时期，康居国高僧康僧会来到东吴。他在建业（当时东吴的都城）建立寺庙，供奉佛像弘扬佛法。不久受到孙权的信敬，并为他建佛塔，造佛寺，开始在江南传教。
       公元310年西晋时期，79岁高龄的龟兹国得道高僧佛图澄来到洛阳。适逢永嘉之乱，佛图澄先隐居草野，后以博大的佛法劝后赵皇帝石勒、石虎少行杀戮，深得石勒信任，被奉为国师。佛图澄在后赵国弘扬佛法，推行道化，所经州郡，建立佛寺，有八百九十三所。追随他的弟子有：法首、法祚、法常、法佐、僧慧、道进、道安、僧朗、竺法汰、竺法和、竺法雅等。对弘扬佛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。
        公元348年佛图澄卒，享年117岁。有关他的神异事迹，《高僧传》中记录甚多。
        在佛图澄的弟子中，道安法师尤为杰出。他长相丑陋，一直被人轻视，后师从佛图澄后，著述、译经很多，对佛教贡献很大。自汉以来，佛学有两大系，一为禅法，一为般若，道安实为二系之集大成者。他提倡“本无”之学，为般若学六家之一；确立戒规，主张僧侣以“释”为姓，为后世所遵行。道安还是当时译经的主持者，在他的监译下，还翻译了大量佛教著作，包括《四阿含》、《阿毗昙》等经共百余万言，是当之无愧佛学一代宗师，被称为“东方圣人”。
       鸠摩罗什祖籍天竺，自幼天资超凡，半岁会说话，三岁认字，五岁开始博览群书，七岁出家，曾游学天竺诸国，遍访名师大德，深究妙义。后来，苻坚在“淝水之战”中兵败被杀，吕光听闻后在甘肃凉州建立后凉国。鸠摩罗什只好岁吕光待在凉州17年弘扬佛法，学习汉文，矢志不渝。公元401年，鸠摩罗什来到长安，凭借深厚的汉文造诣，译成《大品般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诘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金刚经》等经和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等论。被誉为世界著名思想家、佛学家、哲学家和翻译家，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。其译经和佛学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
        公元365年，由于政局动荡，道安法师弟子慧远大师率领众弟子南下，途径庐山，见此地风景秀丽，便停留此地修行。后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全力资助下，在庐山东面，重新建立寺院东林寺。此后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著名的发源地之一。著作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。
        公元397年，彭城出家的高僧道生来到庐山向慧远求学，在此地修行七年，后又赴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。道生首先提倡“顿悟成佛”之理，并主张“人人皆有佛性”，与其后传入中国的《大般涅槃经》不谋而合。此时的北魏时期，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。由于政府的保护和提倡，佛教有了迅速的发展，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。出现以东晋戴逵为代表的佛像艺术家。这一时期留传下来的金铜佛像数量很多。此外，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、洛阳龙门两大石窟，都是这时由国家主持开凿的，规模巨大、空前绝后。另外还有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，显示了非凡的气势。
公元460年，北魏文成帝下令在首都平城（今大同）武周山开凿云冈石窟，一直延续到公元524年止，现存有主要洞窟45个，大小窟龛252个，石雕造像51000余躯，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，展示佛教艺术中国化。
       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，并下令在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开凿龙门石窟。此后，历经东西魏、北齐、北周，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。南北长达1公里，共有97000余尊佛像，最大的佛像高达17.14米，最小的仅有2厘米。
        莫高窟，俗称千佛洞，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。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，历经十六国、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西夏、元等历代的兴建，形成巨大的规模，有洞窟735个，壁画4.5万平方米、泥质彩塑2415尊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。据统计，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，1919卷，有寺院约3万余座，僧尼约200余万人。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，寺庙4万余座。
        不过，佛教在北方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。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期，由于佛教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。僧尼、寺院的数量激增，僧尼品行越来越良莠不齐，寺院经济也极大地损害了朝廷的税收利益，佛教与道教、儒家学说之间的矛盾更是越来越尖锐化，导致了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的灭佛行为。
两次灭佛后不久迎来了佛教发展的另一高潮。
        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。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，自称“三宝奴”，四次舍身入寺，皆由国家出钱赎回。他建立了大批寺辽，亲自讲经说法，举行盛大斋会。梁朝有寺2846座，僧尼82700余人，仅在建康（今江苏南京）就有大寺700余所，僧尼信众常有万人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描述的就是这个时期。萧衍从《大般涅槃经》中找到理论根据，下令僧人必须吃素。从此，汉传佛教形成吃素的传统。南朝末年（公元520年左右），达摩祖师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，因与梁武帝面谈不契，一苇渡江，北上北魏都城洛阳，后卓锡嵩山少林寺，面壁九年，传衣钵于慧可。
        达摩祖师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，主要传授《楞伽经》为依据的独特大乘禅法，著作有《少室六门》上下卷，包括《心经颂》、《破相论》、《二种入》、《安心法门》、《悟性论》、《血脉论》6种。为中国禅宗始祖。历史上，还留下许多关于达摩的故事：一苇渡江、面壁九年、断臂立雪、只履西归等。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充分显示了达摩祖师在中国民间的巨大影响力。
       隋唐时期，国家统一、政治经济稳定，佛教义学蓬勃发展，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。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；吉藏创立的三论宗；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；道宣、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，有南山、相部和东塔三家；由东晋慧远大师开创，隋代道绰相继，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；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，有北宗和南宗；法藏创立的华严宗；由印度僧人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和惠果、一行所奠定的密宗，即佛教大乘八宗！  
        佛教宗派创立后，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，不久即传播海外。隋唐之际高丽僧慧灌入中国，于嘉祥吉藏门下学习三论，后奉使至日本，于公元625年在元兴寺大弘三论。公元653年日僧道昭从玄奘学法相宗义，回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传法。
        公元743年，唐代高僧鉴真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六次东渡，弘传佛法，成为日本佛教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。8世纪，禅宗相继传人日本、韩国，公元734年唐代高僧道璇东渡日本，弘传北宗禅。公元804年日本僧人空海长老来长安学习密宗，回国后创立真言宗。
        另外，公元641年统一西藏的松赞干布迎娶唐文成公主，并为她带去的佛像建造小昭寺（为尼泊尔尺尊公主所带佛像建造的是大昭寺），为藏传佛教的形成奠定基础。
隋唐时期，国家统一、民族强盛，佛学文化艺术也迎来了黄金时代。佛教文化艺术包括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建筑等。佛经的偈颂是独创的文体，每句三字、四字、五字、六字、七字以至多字不等，通常以四句为一偈。
       唐代吴道子在长安、洛阳画了300多幅佛画，人物奋袂，衣裙飞舞飘动，后人称为“吴带当风”。敦煌莫高窟等发现的唐代壁画，是中国佛教美术重要代表。
       佛教最精美的艺术品，当属佛像。隋唐僧俗艺匠们以高超艺术表现手法，创造的佛像气势雄浑。
       由于晚唐时期的灭佛运动，造成唐代很多佛教建筑损毁，没有保留下来，但是莫高窟等佛教壁画中，还可以看到隋唐时期佛寺的恢弘气势。唐代帝王还修建了很多大佛，包括四川乐山大佛、屏山大佛、甘肃山丹大佛、天梯山大佛等。
       然而在公元845年，唐武宗在丞相、道士的鼓动支持下，再次下令灭佛，全国拆毁寺院、招提、兰若共4.46万余所，还俗僧尼26.1万人，奴婢15万人，没收大量寺院土地，被称为“会昌法难”。除禅宗外，佛教其他宗派均没落，经典散失。五代十国时期，统治者继续排佛，后周世宗亲自以斧劈观音铜像。
        连同此前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事件，被称为“三武一宗灭佛”。
        宋太祖后，政府对佛教继续采取保护政策。
        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、云门两派最盛，天台、华严、律宗、净土诸宗稍次。由于各宗互相融合，提供“教（天台、华严）禅一致”、“净禅一致”，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、念佛禅等等。另外，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、山外两派，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，影响极大。
        宋太祖开宝四年，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，称《开宝藏》，后又陆续完成《崇宁藏》、《毗卢藏》、《圆觉藏》和《资福藏》等，创造了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。天禧五年（1021），天下僧尼近46万人，寺院近4万所，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。徽宗时（1101～1125），由于朝廷笃信道教，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，改寺院为道观，佛教一度受到打击。
        南宋偏安，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，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，除禅、净两宗外，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。与此同时，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正式形成，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。
        到了元代，政府崇尚藏传佛教，不过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。除了禅宗和净土宗，其他教派逐渐不振。元世祖忽必烈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入京，请制蒙古文，译述藏经，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，赐号「大宝法王」，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，地位职权之高仅次於皇帝。此後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，遂使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。
        明代，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，初为皇觉寺僧，宰相宋廉亦出身于寺院，所以对佛教特别崇敬，也力图整顿佛教。因此，即位后即颁布了一系列新的佛教政策，如：立僧官、定考试、制度牒、刻藏经(南藏)、整理僧籍、分寺院僧为禅、讲、教三类；明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，刻北藏，并作《赞佛偈》、《金刚经解》，力护佛教。此後，诸帝王无不奉佛，禅、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。
        明代时期，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教、道教在义理上开始趋向融合，被称为“三教归一”，明代思想大家王阳明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，他所创立发展的“阳明心学”是儒释道归一集大成者。
清代同元朝一样，王室崇信喇嘛教，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、藏、汉三个不同的民族。
        1653年，顺治帝正式册封达赖五世罗桑嘉措为"达赖喇嘛"，承认达赖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。1713年清朝康熙帝封五世班禅为“班禅额尔德尼”，并加封以前各世班禅，从此这一活佛系统得此封号。藏传佛教信徒一般认为班禅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而达赖喇嘛为观音菩萨的化身，在佛教理论上，班禅的地位要高于达赖。但是，在世俗地位中，达赖由于常驻拉萨，地位似乎显得比班禅重要。
        清代佛教宗派，继承着明末的遗绪，仍以禅宗为最盛，净土次之，天台、华严，律宗、法相等又次之。
        晚晴时期，著名的居士佛学家杨仁山自南条处获悉中国唐代散失之佛经，多为日本寺院所保存，因之委托南条，在日本代为搜购得中国唐代散逸的佛经注疏近三百种，大量刻印流通，对于近代佛教振兴，功不可没。
        民国以来，高僧辈出，主要有：虚云和尚、来果禅师、弘一法师、圆瑛法师、太虚大师、印光法师、谛闲法师等。他们把佛法的流传进行了更好的承接，他们堪称民国佛教界的翘楚，都做到了无我境界。
        以上便是我国佛教传入与发展的历史，近现代佛教便不再总结整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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