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昌又称高昌壁，今称吐鲁番，历史上又称车师前部、火州、哈刺火者、亦都护哈剌霍州、哈刺火州、合刺禾州、合刺和州、和州、合刺和草，历史上曾是西域的佛教中心之一。公元382年，车师前部王弥第与国师鸠摩罗跋提向前秦苻坚朝贡，献梵本《大般若经》一部，是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典籍。鸠摩罗跋提是车师前部佛教名僧，谅属于大乘佛教；弥第又尊其为国师，至使大乘教在高昌流传。

 

　　北凉的沮渠京声曾在高昌自译《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》、《观世音经》各一卷。有人认为它出自高昌土语，佐证大乘佛教继续流行高昌。法盛是高昌的青年沙门，偕师友29人赴印度求经，参与中国的求法运动，又到北凉撰写《菩萨投身饿虎起塔因缘经》，弘布大乘学。高昌僧人法朗、僧遵也是大乘教的虔诚信徒，为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灭佛之祸逃到龟兹，他们精通金刚、诵法华、十诵律、胜蔓、般若等大乘经典，又常督促门徒忏悔。高昌沙门道普，通六国语言。尤其精通梵文，取得刘宋武帝刘裕与文帝刘义隆的资助，偕书吏10人西行，寻求《大涅槃经》的后半部，遍历西域诸国，巡礼拜佛。还有高昌僧人法绪和智林也是大乘佛教徒，法绪在西蜀以精禅定闻名，智林于刘宋明帝时到长安说法，精于杂心。公元445年，沙门昙学、威德在高昌编《贤愚经》13卷，说明高昌统治者保护佛教。

 

　　公元465年，柔然征服高昌，佛教更加兴盛，因柔然族也是佛教徒。据《北史·西域传》高昌条称：“俗事天神，兼信佛法”，说明民间也同时盛行其他宗教。据说，公元490年达摩摩提所译《妙法莲华经》提婆达多晶，是法献在高昌求得的佛经，佐证高昌仍流行大乘佛学。·前述法惠，两次赴龟兹出家，从直月修学禅律，回高昌住仙窟寺，为一代名僧，说明高昌禅风得以弘扬。北魏末年，高昌王遣沙门慧嵩入魏，从智游研究昆昙、诚实、通其奥义，时人誉称为“昆县孔学”。高昌两次请慧嵩回国，慧嵩不同意，并说“吾之博达义，非边鄙之所资”。为此其家族遇害，慧嵩仍在邺城弘法。慧嵩是小乘佛学大师，也讲说地持、十地诸经。这时高昌对佛教教义的研究落后，仍是以小乘佛学为主。1902—1903年，德国格伦维德尔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发掘，曾获得梵文本《杂阿含经》11部，也佐证高昌流行的有小乘佛教。

 

　　然而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，高昌等地的很多佛经译自汉文。公元589年，达摩笈多客游高昌诸寺，僧侣诵经皆用汉语，通梵文的人很少。玄奘时高昌王室等仍奉行大乘教。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也多是一些大乘佛教艺术，是文字史料的有力佐证。在这里发现众多用回鹘文写的大乘佛经典及密宗经典，都是由汉译佛典重译的，如回鹘文残卷中采用汉语“大乘”与“小乘”的音译。同时又发现用吐蕃文写的回鹘语佛教译本，以及许多密宗佛教著作从藏文译成回鹘文。柏孜克里克寺庙中画的护法神，就是受从西藏传来的密教(金刚乘)的影响，藏传佛教(喇嘛教)也无疑在这里流行。

 

　　此外，法显经行的鄯善王国(古楼兰)，国王奉法，有僧四千余人，悉属小乘佛教，大乘教也有影响。由于塔里木河改道和连年遭受战乱，人民逃亡殆尽，田园荒芜，至6世纪佛教已消声匿迹了。西行诸国，“唯国国胡言不同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、天竺语。”左末城(今新疆且末县)“城中图佛与菩萨，乃无胡貌。”佛教具有明显的内地风貌。捍摩城(今新疆策勒县北境乌宗塔提)南有大寺，勃伽夷城(今新疆皮山县)有大伽蓝，受于阗影响属于大乘佛教。北庭(今新疆吉木萨尔县)偏重于大乘学。汉盘陀国(今新疆塔什库尔干)受乌苌国(今巴基斯坦北部)的影响，崇奉小乘佛教。流行小乘佛教的还有乌铩(汉依耐国，今新疆英吉沙尔县)、若羌等地。西域一些城邦国家中流行两种佛教宗派，有时大小乘相行不悖，有时一个派系居主导地位，同时另一宗派也在流行，甚至异教也在渗透传播，成为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，促进了西域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的形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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